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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狱政假释困境

发布时间:2019-08-14 16:27:46

核心提示:这次他能被提前两年释放,得益于我国的一种刑罚执行制度——假释,也称为附条件地提前释放。当然,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张小敏在回到家后,还得接受所在地司法所的社区矫正。

2007年,还是一家乡镇企业负责人的张小敏因犯职务侵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送往南通监狱进行劳动改造。如果在监狱里劳动改造一切正常,这就意味着张小敏至少要到2015年左右才能出狱(注:劳动改造积极可以获得减刑)。

这次他能被提前两年释放,得益于我国的一种刑罚执行制度 假释,也称为附条件地提前释放。当然,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张小敏在回到家后,还得接受所在地司法所的社区矫正。如果他在假释考验期间,严格遵守有关假释规定,没有重新犯罪,就认为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

张小敏无疑是幸运的。他是南通监狱201 年至今假释的 名罪犯之一。南通监狱是江苏省关押重型罪犯的监狱之一,每年在押罪犯的假释适用率始终较低,多年来徘徊在6%至7%之间。2012年南通监狱在押罪犯的假释适用率只有6.5%,

不仅仅是南通监狱,江苏省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对全省监狱系统假释适用率设定了8%的目标。然而,尽管江苏省监狱系统的罪犯假释的比例多年来一直在提高,但是始终离设定目标有一定的差距。这也是江苏省监狱管理局刑罚执行处处长于健最头疼的问题。

为了比较深入全面地对当前江苏监狱假释适用的现状进行了解,剖析存在的问题和原因,201 年年初,江苏省监狱管理局组织对全省监狱22 5名在押罪犯、540名监狱民警以及542名江苏籍假释罪犯、 81名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

调查显示,当前罪犯假释适用率始终在低位徘徊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法律对假释适用设定的门槛过高。

这其中既有服刑时间的限制,又有假释对象的限制,更有对未然状态把握的假释实质性条件 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的限制,其条件甚至比减去绝对刑期的法律奖励措施 减刑的条件还要高。 于健说。

按照法律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的罪犯,实际执行一定期限的刑期之后,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可以假释。

然而,《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后,将 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假释的服刑期限由10年提高了到1 年。还将不得假释的人员由原来的6种人(累犯、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爆炸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扩大到9种人(增加了防火、投放危险物质、有组织暴力性犯罪),客观上造成了符合假释的硬性规定的服刑人员不多,这一现象在重型犯监狱特别明显。

于健曾经参加了2012年4月召开的全国监狱系统刑罚执行工作培训班。他清楚地记得,在这次培训班上,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黄永维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法治建设的不断进步,司法实践中的新问题、新情况不断涌现,人民群众对减刑、假释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待,存在的问题:重罪多减、轻罪少减的规定不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假释使用率普遍偏低;减刑、假释条件不够详尽、具体......

在于健看来,上述表态意味着有关部门在刑罚执行理念问题上仍然倾向于扩大假释的适用,起码《刑法修正案》(八)在立法理念上仍然是扩大假释的,假释的 明扩暗降 问题出在刑罚实际执行过程中。

假释后责任分担仍是最大障碍

进一步调查显示,假释办理过程中司法机关之间协作不畅,是假释中存在的最大问题。

于健说,当前,假释案件办理是由监狱提出建议,社区矫正机构提供假释后社区矫正环境评估报告、法院审理裁定、检察院监督实施,各有关部门相对独立又相互协作。但由于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在具体到办案的细节时,一些规定还不明晰,导致假释办理时的配合不够,假释办事效率较低。

张建华长期在南通监狱从事刑罚执行管理工作,对办理假释案件遇到的难题有切身的体会。他告诉记者,当前假释需要社区矫正部门的全力配合,需要环境评估报告,这对于本省服刑人员来说,困难虽然存在,但还有协商空间。但对外省籍服刑人员而言,一方面地方上怕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地方社区矫正机构也的确不了解当事人的具体情况,往往能拖则拖,或者干脆不同意假释。

我们每次办理假释案件,均会遇到这方面的阻力。 张建华说,尽管法律对假释人员提供担保没有硬性规定,但一些司法所在作环境评估时,就要求提供担保人,这一点从表面上看好像无可厚非,但作为长期服刑人员,有的家庭不健全,有的多年服刑以后物是人非,有的居住地和户口所在地不符,有的甚至拆迁后的居所尚不确定,在这种情况下,假释只得作罢。

办理假释案件的阻力还来自法院。张建华分析说,从监管层面讲,虽然假释人员纳入地方社区矫正机构监管,但一旦出现问题,由作出假释裁定的原法院撤销裁定,从某种角度分析,撤销裁定就是对原裁定的否定。虽然法院无需为此承担责任,但是法院肯定也不希望有过高的撤销率,导致法院在作出裁定时十分慎重,也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假释的适用。

法院不希望有过高的撤销率,但更不希望假释人员出任何事。 张建华说, 由于目前我国对假释人员的监管实行监管、监督和裁定三家分离,分别由司法、检察和法院执行,假释人员一旦在假释期间出现任何违反社区矫正管理规定的,撤销假释裁定往往也来得十分容易,都怕出现不必要的后果。

据了解,仅2012年,南通法院就撤销了6名服刑人员的假释,这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不完全吻合的。

罪犯孙俊199 年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死缓,因劳动改造积极,于2010年7月获得假释。然而,出狱不到一年就又重新被遣返回监狱。他这次返回监狱,不是因为重新犯罪,而仅仅是由于回家后发现妻子有外遇,两人吵架并动了手。孙俊的行为既谈不上性质恶劣,也没有造成其他后果,对于撤销假释,监狱也无可奈何。

说白了,司法、检察和法院之所以在假释的问题上慎之又慎、不敢用,都是因为我们国家实行假释责任倒追机制。 于健分析说。

实际上,江苏省监狱管理局从2002年左右曾经就假释的问题和有关部门进行过协调。然而,还没出司法系统刚和社区矫正部门碰头就卡了壳。 我们想扩大假释,社会矫正部门认为要慎放,放一个点就是900人,因为他们也要考核。管不好要再犯罪啊。在我们省,社区矫正和刑罚执行由司法厅一个副厅长负责,对他来说,从左口袋到右口袋,也很为难。 于健说。不得已的情况下,江苏省监狱管理局给省政法委打报告,请求省政法委出面协调公检法司等部门,以保证假释适用的扩大。

无奈的选择性执法

尽管江苏省政法委多次出面协调,司法、检察和法院的意见始终不统一,似乎在扩大假释的问题上 讨价还价 的余地不大。

与此相反的是,2012年12月24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审理减刑、假释案件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的通知。以会议纪要的形式将该通知下发检察院、监狱和社区矫正部门。

该通知第11条规定,在刑法之外,有八种罪犯 一般不予假释 。这八种罪犯分别是:犯危害国家安全,故意危害公共安全,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犯罪,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因其他犯罪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以及在服刑期间为抗拒改造而实施行凶、自杀、自伤、自残、脱逃等行为的和假释后又被收监执行、暂予监外执行且无重大立功表现的罪犯。

江苏省高级法院的会议纪要无形中给假释又增加了一道门槛,也给刑罚执行部门出了一道难题。

原本假释的 标准 就不好操作,很多情况只能靠主观判断。比如一个 二进宫 的小偷,而且是惯犯,可是他在监狱里劳动改造情况很好,能不能假释呢?我们只能思量、思量和再思量,在假释的条件选择上,就存在着适用 法定条款 还是 一般性条款 的两难选择。 张建华说。

事实上,江苏省监狱管理局急于扩大假释适用也是无奈之举。

《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后,刑法规定对重刑犯、轻刑犯一视同仁,但是也由此带来一个新问题。多年来,江苏省各监狱在押人员进出口数量保持在2.8万人左右,全省各监狱一直保持在9万人左右的在押犯。此前,无期徒刑的罪犯监狱必须收,《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后,三个月以上的罪犯监狱必须收。如果假释(出口)不放开,监狱在押人数将暴增。

我们曾经作过一个测算,仅《刑法修正案》(八)的这一个小变化,就相当于给我们省各监狱净增加了4000多名罪犯,这可相当于两个中等规模的监狱啊! 于健说。

尽管江苏省监狱管理局一直在呼吁,然而,在扩大假释问题上检察机关和法院依然 遮遮掩掩 。最直接的体现是,各地法院均设定了最高假释期限。一般为2年6个月以内,老病残犯控制在 年6个月以内。这种规定间接导致了假释制度对部分服刑人员来说已经失去了吸引力,觉得假释与减刑的差别不大,而选择减余刑。毕竟假释后的限制还比较多。

原本以为假释后可以提前回到社会上去,到了社会上才有了真实的感受,发现不自由。 罪犯孙俊 回炉 后的话很有代表性。

符合条件的罪犯对假释不 感冒 ,办理假释案件各有关部门 遮遮掩掩 。由此看来,江苏省监狱局的纠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得不继续下去。

扩大假释符合现代社会 行刑的发展趋势

2012年5月下旬到6月上旬,江苏省监狱管理局联合省检察院监所检察处就假释人员假释后重新犯罪率进行了联合调查。这次调查形成《关于开展假释罪犯重新犯罪专项检察的情况报告》显示:2007年1月1日到2011年12月 1日,江苏省全省共假释16400人,重新犯罪率为0.976%。

如此之低的重新犯罪率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假释决不是洪水猛兽,而是一种在调节罪犯刑期,促使罪犯顺利回归社会的主要路径之一。近年来,国际社会刑罚执行呈现出一种由重趋轻的发展趋势,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假释适用率甚至达到了40%。而在我国,即使是在假释适用率较高的山东省,也只有10%。扩大假释,顺应现代社会行刑的发展方向,已经成为不可扭转的趋势。

然而,近年来,刑罚执行各有关部门扩大假释的呼声高涨,但假释的适用率却始终裹足不前。究其原因,是落后的假释观念在作祟。

假释是一种附条件的提前释放制度,而我国长期坚持严刑峻法,民众对重刑主义司法观和以关押为中心的刑罚执行观已根深蒂固。社会舆论对假释适用冲击太大。由于部分民众法律知识的欠缺和法制观念的落后,受犯罪的恐惧和传统重刑主义影响,假释适用与多数民众的传统观念不符,少数民众甚至对这种提前释放罪犯的制度产生抵触情绪。

这其中,贪官最容易引起公众关注,因此对其假释意见最多。这些年,普通民众大多形成了一个印象:贪官减刑、假释多。有资料甚至称,全国目前在押犯每年有二至三成可获减刑。不少贪官的刑期只执行一半就假释,成为一个潜规则。这种对职务犯罪人员假释的过度解读,直接导致社会公众对监狱执法的公正性产生怀疑。孰不知,恰恰是贪官假释后社会危险性较小,然而社会公众往往忽略了这一点。

假释观念落后固然导致了假释适用长期在低位徘徊,然而假释制度顶层设计长期缺位,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在办理假释案件中,一些司法机关担心责任风险过重。假释适用的条件中设了 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这种未然状态的预测,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掌握,少数司法人员认为假释承担责任太大,不愿过多适用假释,而多以减刑取而代之。

因此,探索建立 没有再犯罪危险 的认定标准体系,迫在眉睫。在这方面,应当重点把握三个环节:一是重视罪犯人格调查,主要通过对罪犯的犯罪情节及原判刑罚等情况的调查,形成人格调查表,作为判断再犯罪的依据之一;二是编制再犯罪预测量表,对罪犯进行全面评测;三是跟踪问效,对罪犯假释后进行动态监测,评定其假释继续进行或撤销假释重回监狱。

另一方面,假释工作涉及监狱、法院、检察院、公安、民政等多个部门,一些工作需要共同参与完善,而各部门之间相互独立,协作性不够,对充分发挥假释的效能有较多限制,亟需成立一个专门的领导机构进行统筹解决。

现阶段我国假释法律制度体系尚不完善,社区矫正等司法实践还未成熟,成立假释委员会的时机还不充分,较为可行的方案是,在国家级和省级层面分别成立假释工作领导小组,协调解决假释工作中遇到的重大事项,有效地推动假释工作走向法制化、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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