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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不杀士人历史上的高峰

发布时间:2020-02-14 22:05:37

赵匡胤不杀士人:历史上的高峰

这块不杀士大夫的誓碑传说,首见于宋·叶梦得的《避暑漫抄》。

“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因勑有司,自后时享(四时八节的祭祀)及新太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独一小黄门不识字者从,余皆远立。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靖康之变,门皆洞开,人得纵观。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后建炎间,曹勋自金回,太上寄语,祖上誓碑在太庙,恐今天子不及知云。”

开国皇帝发的誓,对其继承者应该是具有绝对权威和约束力的。

九百年前的赵匡胤,敢立这块不杀士人的石碑,固然出于他万世基业的考虑;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势所必然的,符应社会发展的行为。中国人好说“时事造英雄,英雄造时事”,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赵匡胤要结束军人对政治的干预,也许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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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文官制度,政治家治国

“枪杆子出政权”,此乃我们大家都熟知的真理,这句话只是半句,另外半句,应该是枪杆子固然可以出政权,但这个政权绝不能再被枪杆子左右。早在一千年前,赵匡胤就身体力行做到了。实行文官制度,由政治家治国,而不是军事家治国,便是赵匡胤执政的奋斗目标。

誓碑虽小,意义重大,因为它极其明确地刻出了“不杀”二字,也就给了实行这种文官制度的最起码保障。

在此之前,中国的士人,包括文人、读书人、知识分子,是被统治者视为呼之即来、挥之则去的“跟班”,是被权力拥有者视为用得着时用之,用不着时甩之的“抹布”。然而,在这块深藏于密室的誓碑上,居然有一行字,写着:士人不可杀。在此之前,没有一位皇帝这样说,在此之后,也没有一位皇帝这样说,所以,这个赵匡胤,了不起,你得给他竖大拇指。

虽然,赵宋王朝,并非没有杀过士人的纪录,虽然,赵宋王朝,并非没有文字狱的恶政,但是,宋朝确实是杀士人较少的一朝、文字狱较少的一朝。因此,这誓碑意义非凡。

中国之文化精神,其辉煌灿烂,其博大精深,其传统悠久,其生命力蓬勃,是有超越历史而万劫不灭的能量。视文化为民族生命,视文人为国家栋梁,乃有史记载的三千多年以来中国人的精神传承。中国没有西方世界奉为国教的宗教传统,政教合一的统治架构,中国人从来持泛神论的实用主义,信仰不一,供奉不专。但不能因此得出结论,五千年来,中国人无信仰,无宗教。其实,中国人的信仰,就是文化,中国人的宗教,说到底也是文化。

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败弱过,穷困过,破碎过,被人侵略得亡国过,但之所以得以亡而不灭,灭而重生;得以筚路蓝缕,走出绝境,全在于支撑着我们精神的这颠扑不破,历久弥新的由方块字组成的文化传统。

在中国,也许一段相当时间内,文明,会被抑制得喘不过气;文化,会被扼杀得了无生气;文人,会被箝制得万马俱瘖,文学和文艺,会被整肃到寸草不长,颗粒无收。但是,这种誓碑上的精神传承,犹如横亘在中原腹地的长江大河一样,枯水期再长,也不会断流。中国人经过千年以上的摸索,由昏沉蒙昧的黑夜,走向启迪觉醒的黎明,赵匡胤顺应了这样的潮流。故而王夫之在《宋论》中曾经说到这块誓碑,“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内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呜呼!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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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受到压迫的人,方知不受压迫之可贵,反之,一个压迫惯了的人,要他收手不压迫人,也难。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深知文人在压迫下,难以为文,难以为人,所以,他对赵匡胤的这项措施,评价极高。他为什么说“不谓之盛德也不能”?因为人的脑袋,只有一个,不等于韭菜。因此,赵匡胤这块誓碑,基本能够约束他的继承者,给文人这点最起码的安全保证。中国封建社会,一共有过三百多个皇帝,只有他发了不杀士人的誓,而且,大宋王朝三百年,勉勉强强也还是按照他的誓言去做,不杀,或者尽量不杀士大夫,所以,他真是很了不起。

赵匡胤的这块誓碑,有论者以为,不仅达到中国封建王朝全部历史上的“”高峰,更有论者谈及,还说明了昏君、庸君也许不把这种精神传承放在心上,不等于明主、英主不把这种精神传承不当回事。秦始皇焚书,医药的书,农林的书,他是不扔到火堆里去的。这说明,即使暴君在下手屠杀文人,灭绝文化时,他作为一个中国人,这种血脉传承的精神渊源,也还在起着作用。除非他已经是畜生、是野兽,否则,总会存有一丝一缕的考虑。

两宋王朝对文化人的优容

在中国历史上,有宋一代,对于文人比较优容,也比较信任,其人事政策的始源,是与这块在建隆三年(963)所立的誓碑分不开的。

关心文学史,对于唐宋文人稍有所知的读者,一定会了解宋代对文人授官之高、任职之崇、地位之隆、声名之炽,胜于前朝。以唐宋八大家为例,唐授韩愈、柳宗元的官位,也就是刺史、侍郎等职,相当于省市一级,甚至不过地市一级。而欧阳修、苏轼的官位,大抵相当于省部级,而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等人,更是进入中枢决策层面的要员。这就是王夫之对赵匡胤所赞美的“不谓之盛德也不能”了。

崇文抑武,在赵匡胤前,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做不到;以儒冠为尿壶的汉高祖做不到;动不动拿文人祭刀的魏武帝做不到;甚至连唐太宗也做不到;因为,李世民征讨一生,武是第一位,文是第二位,这是他必然排序,也是历代最高统治者的必然选择。而赵匡胤能作出历朝历代都未有过的改变,应该是他总结了唐末至五代的二百年间频仍战乱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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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桥兵变当上皇帝以后,如何改变唐末至五代以来,各地藩镇节度,相互割据,军人统领行政,胡作非为的弊端,如何消除动辄刀枪相见,兵燹成灾,中央操控不了,天下大乱的败象,成了他念念不忘之事。他曾经对赵普感慨过,“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在他眼中,一百个文臣的贪浊,其危害性也不如一个将领的作恶。所以他下决心要用文人治国理政,于是,就有这块誓碑,虽然是最低程度的安全保证,但却给文人从政为官、发挥才干、敢于直言、恪尽厥职,创造出宽松的氛围、良好的环境。

据说唐太宗李世民在一次科举以后,站在午门城楼上看新科进士鱼贯进入朝堂,对左右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其实唐朝每次科举的录取率仅为宋朝的十分之一。唐二百多年,进士登科者三千多人,宋朝三百年间,进士登科者十万多人。这充分说明赵匡胤是下决心要实行文官制度的,为此,他在选拔人才上、储备人才上,采取兼收并蓄,多多益善的政策。而且直接取之民间,实施最公平的择优录取的方针。

两宋王朝对于文化人的优容,这块誓碑起到极大的作用。第一,因系太祖所立,具有国家法律的权威;第二,赵匡胤为赵氏家族的开国之君,他所立的誓碑,自然也就有箝束整个家族的契约力量;第三

,围绕誓碑的神秘设施,神圣仪式,以及谶语咀咒,对后世继承人的阻吓作用,是毫无疑义的。在中国,在世界,如果不是唯一,也是少有这样器识的最高权力拥有者,敢于作出以碑刻这种不易磨灭的方式,作出誓言承诺,不得杀文人士大夫以及言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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